抗日干部培训班

抗日干部培训班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短期培训机构，因此机构比较精干，教学也相对简单实用。

它是在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扩展资料：

游干班的学制为三个月。

第一期，1939年2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1046名学员（其中女学员110人），编为8个队，其学历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及以后改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一部分是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

5月15日举行结业典礼（其中第7队因是4月上旬入班，至7月5日毕业）。其中第7队大部分是经中共衡山县委决定派往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队员，共60余人，设有地下党支部，刘东安任支部书记，谭云龙任宣传委员，何欣光任组织委员。

第二期，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6月，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叶剑英调回中共南方局。李涛接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

第三期，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学员1459人。

第三期结束后，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回延安。

1940年夏，游干班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华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地址在哪里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旧址位于晋城市晋城一中校园内。华北军政干部学校（通称华干）是一所培养共产党革命干部的学校，其前身为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培训班。1937年12月，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革命形势，由河南迁往晋城崇实中学（现晋城一中）。刘子超任校长、杜毓云任教务长、孟夫唐任秘书长、庄林任大队长。华干主要招收各地的青年学生，并对新招学员进行系统培训和教育。华干先后为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晋城人民的革命斗争，培养了2000多名党的优秀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沂有哪些正规的红色教育培训机构？

临沂市委党校，临沂市基地办，沂蒙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其他的应该都不是很正规。

较短的抗日英雄资料

马宝玉，1920年生，河北蔚县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勇猛顽强，在阜西庄一战中，用一把铁锹劈死一名日军，缴获一支“三八大盖”。在夜袭管头村的战斗中，他击毙一名日军机枪手，为部队前进扫清了道路。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及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为永远纪念“狼牙山五壮士”，特在狼牙山顶峰棋盘陀上修建了一座雄伟的纪念塔。

狼牙山山区人民，为永远纪念“狼牙山五壮士”，特在狼牙山顶峰棋盘陀上修建了一座雄伟的纪念塔。 新华社发

马宝玉等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 “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宋学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碑”。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宋学义转业到地方工作，1978年逝世。葛振林1981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2005年3月逝世。（完）

1941年，**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狼牙山，是我一分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是守卫晋察冀根据地的东大门，是敌人进攻我根据地不可逾越的屏障。它既是我一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常驻地区，又是我军抗击敌人的极好战场。为了巩固我**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分割、蚕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一分区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从1940年春开始，对狼牙山地区进行人工改造，开辟了隐蔽通道，构筑了掩体工事，设置了各种障碍。新开辟的三条环形小道，把神仙桥、阎王鼻子、通天凳等险峻隘口，变成了我们有路可行、敌人望之却步的要卡。在电话通讯联络上，我们还创造了“飞线”，将电话线架设在敌人不易发现的、不易攀登的山峰顶上，把所有高山都互相连接起来，保证了部队指挥畅达，顺利自如地对付敌人。我军还在狼牙山上修筑了很多战备仓库。日寇视狼牙山根据地为眼中钉，1941年秋，调集重兵，对其进行“铁壁合围”。

1941年9月23日拂晓，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乙兵团，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对易县北娄山附近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的部队开始了围攻。

24日清晨，2500多名日军在日本侵略军山地指挥官高见的率领下，兵分九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张牙舞爪地向北娄山西部的狼牙山扑去，汉奸赵玉昆也耀武扬威地率领着伪军包围了狼牙山。

此时狼牙山上除了邱蔚率领的一团外，还有易县、定兴、徐水和满城4个县的游击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以及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群众两万多人。

当时一分区司令部驻扎水泉山南面的张家庄。杨成武司令员从多方面报来的情况分析、判断，25日敌人对狼牙山将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我军一团不能在狼牙山上继续与数倍于我的日军决战，必须从狼牙山突围，并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为了避免损失，杨成武司令员命令在狼牙山西南的岭西、上下隘刹、东西武家庄子一带的三团和二十团向管头至甘河一带敌军佯攻，吸引敌军主力南下，给被困在狼牙山的军民闪出突破口，掩护机关和群众安全突围。

时至下午3点左右，三团、二十团按照部署在南边开始佯攻，东北之敌果然中计南下，狼牙山东北角碾子台、沙岭子一线空出了很大的缺口。邱蔚团长抓紧时机，留下七连牵制迷惑敌人，率主力掩护党政机关人员和两万多名群众迅速向北转移。

9月25日拂晓前，转移队伍跳出了狼牙山，转移到碾子台、莲花山以北地区。敌人却认为一团主力部队被他们围住了。拂晓，500多日伪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向狼牙山发动总攻。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在民兵的配合下，分兵把口，灵活御敌，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下地雷，从各个方向朝敌人射击，造成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在激烈的战斗中，连长负了重伤，他带领的二班和机枪班的同志大都牺牲了，情况危急，指导员找到六班长马宝玉同志说： “你们在山上掩护，一定要坚持到中午，争取让地方干部、群众走得更远一些，让连队主力安全突出去。然后看情况，能往哪儿撤就往哪儿撤，明天到规定地点集合。”马宝玉坚定地回答：“指导员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指导员给六班补充了一些弹药，并留下了所有的地雷，接着就带着连队向龙王庙子方向突围。

此刻，六班只剩下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五位同志。为掩护地方干部、群众和部队安全转移，他们把围攻狼牙山的日军引向了东山口。

东山口两面是山，崖高壁陡。山口内有一条小横岭。进东山口翻过小横岭，沿着一条曲折的小道能上棋盘坨。

马宝玉他们站在小横岭上向日军射击。日军上钩，扑向东山口，先头部队踩响了六班事先埋在东山口外的地雷，炸死、炸伤10余人。后面上来的敌人继续向东山口猛扑。马宝玉一边指挥，一边不时回头看山上转移的群众。一直等到山上已没有动静，部队和群众已全部转移，才下令“撤”!

为了给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转移争取更充裕的时间，并迷惑敌人，不让其摸清我军和群众转移的走向，马宝玉、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同志主动放弃了退向老君堂追赶部队的计划，边打边退，毅然撤向三面绝壁的棋盘坨顶峰。

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五个人交换着坚毅的目光，互相鼓励着。在棋盘坨下的牛角壶，他们见日军被远远地甩在后边，便坐下来检查武器。马宝玉边擦枪，边和葛振林商量介绍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三位战士入党的事。马宝玉见葛振林点头表示同意，便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往上写了几句，把三位战士叫到跟前说：“我和葛振林是党员(那时在部队党组织还不公开)，以前对你们帮助教育不够，几次战斗证明，你们三个都具备了入党的条件，我和葛振林愿当你们的入党介绍人。”他把小本本装进口袋，接下去说：“如果这次战斗中我牺牲了，同志们和领导会在我身上发现你们三位同志入党的介绍信。”

敌人又一次进攻开始了，500日伪军穷凶极恶地向牛角壶扑来。副班长葛振林问马宝玉：“鬼子上来了，打不打?”马宝玉眼皮一眨巴忽然站起来说：“打!不打咱来干什么!”

当时要转移还来得及，但他们为了牵制住日军，让我军主力和群众转移得更远些，毅然下定了“打”的决心。

日军进攻前，先用迫击炮轰击。炮火的硝烟未退，便在机枪的掩护下发起更嚣张的攻击。
牛角壶有许多大小岩石洞，口小底大。马宝玉他们每打退敌人一次攻击，就钻进石洞，以防日军炮击。他们在牛角壶连续打退敌人4次攻击，杀伤敌军六七十人。

时过中午，敌人发起第5次攻击。这次日军的炮击特别猛烈。炮火引燃了荆棘柴草，山地上一片烟火。葛振林的棉袄烧着了，他连扣子也顾不得解，使劲一扯，把新发的棉袄脱下扔掉。

他们边打边往高处撤，太阳偏西的时候，已撤到了棋盘坨顶峰的万年灯。敌人攻势没有丝毫减弱，仍然一个劲往上冲。就在这时，他们发现子弹打完了，手榴弹也没有了。忽然，胡福才“哎”了一声，从地上拣起了一颗手榴弹，班长忙一把抢到手，用牙把盖一咬，弦拉出了半截却没扔。他瞅瞅手榴弹，又看看大家，把弦又按了进去。大家明白，这是留给自己用的。

枪炮声停住了，日军爬上那个几次都没有上去的坎子，呀呀乱叫。五勇士站起来，举起石头往下砸，石头滚下去，砸得敌人乱叫，敌人被击退，不一会儿又猛扑上来，为首的鬼子摇晃着膏药旗，哇啦哇啦地乱叫，后面的敌人叫着：“抓活的!抓活的!”马宝玉往前跑了几步一咬牙，把那颗手榴弹甩向爬上来的敌人。“轰”的一声，又有五六个日军被炸翻到山谷里去了。

马宝玉扔出那颗手榴弹，喊了一声“撤!”扭头跑向万年灯。说撤不过是他涌到嘴边上的话。万年灯，三面悬崖，从前崖到后崖才五六十步，往哪里撤?

马宝玉一步步向崖边走去，其他同志也跟了过去。马宝玉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老葛，我们牺牲了，有价值!……无论如何，不能当俘虏!” 马宝玉说完，看了看其他三位战士，咬了咬牙，突然盯住提在他手里的那杆新的三八大盖枪，说：“人牺牲了，枪也不能留给敌人!”“呼”的一声，把它扔进了悬崖下边的山谷中，他看了葛振林他们一眼，扭身跑向万年灯边沿那块大山崖，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纵身跳下悬崖。

与此同时，葛振林把他那枪使劲地往石头上摔，没摔烂，随手扔进山谷，飞身向崖边跑去……�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三位战士，手提着枪，也飞快地向崖边跑去，高呼着口号，跳进大山深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气壮山河的口号声回荡在狼牙山群峰峡谷中。

爬上崖头的日军，面对五勇士跳崖处，随着指挥官的口令整整齐齐地排成几列，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这群“皇军武士”，终于发现与其500之众激战一天的八路军，仅仅只有五人，他们震惊之余，完全被我中华勇士捐躯殉国的牺牲精神折服了!

五勇士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为国捐躯，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脊背和腰部负伤，后被游击队救起。

反扫荡结束后，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召开反扫荡祝捷大会。会上，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代表军区党委和聂荣臻司令员宣读了嘉奖令，并号召全军将士向“五勇士”学习。

1942年，晋察冀边区政府为表彰狼牙山五勇士的功勋，把山后甘河北沟改名为“五勇村”。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狼牙山五勇士以伟大的民族气节，谱写了革命战争史上一曲英勇悲壮之歌!五勇士的英雄形象，在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后世子孙将永远传颂他们的精神，历史将永志不忘五勇士的英名：

马宝玉(润堡子)，男，1920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蔚县下元皂村，1937年12月28日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班长。1941年9月25日，在狼牙山战斗中壮烈牺牲。

胡福才(胡小秃)，男，1913年出生，容城县郭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9月25日，在狼牙山战斗中壮烈牺牲。

胡德林(安小尚)，其生父姓胡，继父姓安，男，1917年出生，容城县李郎村人，出生地容城县郭村，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9月25日，在狼牙山战斗中壮烈牺牲。

葛振林，男，1917年生，河北省曲阳县喜峪村人，1941年9月25日，在狼牙山战斗中，英勇跳崖，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宋学义，男，河南省沁阳县北孔村人，1941年9月25日，在狼牙山战斗中，英勇跳崖，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王芳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报、策反工作

王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长期工作战斗在敌工战线。特别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王芳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敌工工作，他的传奇经历至今仍令人啧啧赞叹。

1920年9月30日，王芳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东都镇一个农民家庭，原名王春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正在学校读书的王芳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九一八纪念活动，声讨日寇侵略罪行。1937年下半年，王芳到新泰第一小学代课。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王芳所在的山东泰安地区于1937年12月31日被日军占领。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组织了徂徕山起义，打响泰安地区武装抗战的枪声。

抗日战争的炮火进一步点燃了正在学校教书的王芳的拳拳爱国心。1938年春节刚过，他带领12名思想进步的青年离开家庭，参加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夏天，他被选调参加了四支队政治部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王芳调任四支队锄奸科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从此开始从事敌工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前，王芳历任一旅保卫科科长兼敌工科科长、鲁中军区敌工科科长兼鲁中区党委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等职，英勇战斗在敌工战线，为坚决粉碎敌人阴谋，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密策划，组织“潜伏”

派遣特工人员潜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是敌工工作的常用战术，王芳也是运用“潜伏”战术的行家里手。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林洪洲，他深得日本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信任，日军在山东的特务机关争相拉拢他，山东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当时老百姓恨不得立刻打死他。这个被群众恨之入骨的“大特务”其实是王芳周密策划打入敌人内部的潜伏者，他真名叫郭善堂，这个人机智勇敢，沉着冷静，为八路军部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和“蚕食”。负责部队敌工工作的王芳和军区领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制定了派可靠的人打入敌人内部的周密计划。这些人要利用各种 社会 关系，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建立立足点，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服务。

王芳找到的这个人就是郭善堂，他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的一名队员，是本地人，为人忠诚，机智勇敢，不怕吃苦。王芳跟他谈话，帮助他克服从游击队员变成“汉奸”“特务”的心理负担。并告诉他，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长期隐蔽下来，要同魔鬼打交通，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不但面对敌人的危险，还要面对来自群众的误会以及同志们的误解甚至敌对行动的危险。

在王芳的周密筹划和直接指导下，郭善堂改名林洪洲，顺利取得了日军的信任。王芳把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带给郭善堂交给日军，还经常向他提供一些真真假假的不会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的“情报”。比如1942年，山东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困难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运动开始前，王芳让郭善堂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驻地日军领导机关，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正式公布在中共山东地区党组织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拿给日军看。日军更相信郭善堂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了，他们夸奖郭善堂有办法，郭顺利成为日军山东部队的特工人员。

王芳帮助郭善堂顺利取得敌人信任之后，又想办法把马法遵、李庆亭、韩日生、侯希机等人加入到郭善堂的队伍中。他们几人成为一个特工小组，活跃在敌人内部，成为八路军源源不断的情报来源。

潜入敌人内部是在刀尖上跳舞，无论怎样谨慎小心都有可能被敌人怀疑。有一天，王芳得到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日军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王芳非常担心，如果郭善堂是因为真实身份暴露被抓，那么不但牺牲不可避免，而且对八路军精心策划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整个计划都会造成严重损失。面对这一突发状况，王芳沉着冷静，一边打探消息，一边静观其变，他相信郭善堂不会出卖组织。过了几天，情况清楚了，原来是有人告发郭善堂作风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不像个特务，而且他多次到共产党敌工干部王芳的哥哥家，所以敌人怀疑他私通八路军。郭善堂被抓后，日本宪兵对他残酷用刑。郭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敌人并没有掌握他的底细，关了一周后，把他放了出来。

这一场虚惊让王芳提高了警惕，他与郭善堂的联络更加谨慎小心。郭被放出来以后，日军并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还在继续监视他。有一次日本宪兵队长山本要他到东都镇去办一件事情。因为担心有特务监视，郭善堂这次出来没有与王芳接头。但他却被当地一个嫉恶如仇的老百姓用粪叉打成重伤。日军得知这个消息后，断定是八路军干的，从此彻底打消了对郭善堂的怀疑。而原来告发郭善堂的汉奸，则被日军以诬告治罪。

经此事件，郭善堂彻底得到日军信任，他在王芳具体指导下，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不幸被捕的革命同志，还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叛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郭善堂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因潜入敌人内部从事秘密工作，他多年没见到父母，归家心切。结果正赶上村里在开群众大会，群众一看“大汉奸”回来了，愤怒异常，把他五花大绑送到政府。县政府的领导与王芳通了电话后，才得知郭善堂的真实身份。新中国成立后，郭善堂改名罗国范，在北京军区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郭因为这一段特殊经历被关押审查多年。王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迫害多年，1974年10月王芳被批准出狱后，为郭善堂作了这段革命经历的证明。

威震敌胆的“小白龙”

王芳领导的敌工部情报工作严谨准确，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日伪军羞恼异常，日军驻济南特务机关制定了“生擒小白龙计划”，谁捉到“小白龙”，赏银5000大洋，提供消息的赏银2000大洋。“小白龙”是日伪军给王芳起的绰号。当时，为适应从事敌工工作的特殊要求，王芳经常一个人或者只带两三个人，穿着白衣服，骑着白马，有时去敌占区，甚至混入敌营去开展工作。

有一次，潜伏到日军内部的郭善堂通过以伪保长身份从事八路军地下联络工作的王芳五哥王春风给王芳带信，有急事向他汇报。王芳赶紧来到五哥家中，郭善堂见到王芳后大吃一惊。他告诉王芳，此时正有两个日本人在楼上打牌，建议另找地方。王芳镇定地说不必，自己头上又没写着自己是谁，这两个日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八路军。这里不仅不危险，还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他让五哥上楼陪日本人打牌，自己则镇定自若地在楼下听郭善堂汇报工作。

郭善堂被日军怀疑而被抓后，王芳五哥打听到日军制定了生擒王芳的计划，提醒王芳最好不要单独外出，不要亲自出来联络工作，改由联络员出来。但王芳想的是，敌工工作不同于其他公开工作，工作人员不能携带文字材料，只能靠口述心记，如果作为主要领导的王芳不出面，仅靠联络员传递情报，准确性会大打折扣，极其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想到革命工作的需要，面对敌人悬赏捉拿的危险，王芳无所畏惧，不管敌人搞什么计划，他都没有改变行动习惯和工作方式，照样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

长年从事敌工工作，危险经常伴随着王芳。有一天，王芳化装后去伪军吴化文部开展工作，回来路上夜晚在莱芜金水河边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休息。刚睡下不久，就被通信员叫醒，说听到村外狗叫得厉害。王芳立即起来观察动静。就在此时一梭子弹打在了他们所在房子的土墙上，接着看到十几个鬼子在月光下提枪走过来。情况万分危急，好在多年地下工作养成了王芳注意观察的好习惯，他在进村前已经看好了这个小村子的地形和各处出口。此时他断定，出口肯定已经被日军封锁；村南有一个山坡，此时很可能已经被日军占领；村北是一大片高粱地。他们果断钻进高粱地中。当村子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时，王芳他们三人已经在青纱帐掩护之下安全撤离了。

像这样命悬一线的经历，在王芳多年的敌工工作中，数不胜数。每次他都用细致周密的准备和高超过人的智慧脱离了危险，圆满完成了任务。

阵前喊话，孤身斗酒，促敌投降

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影响之下，有一些国民党部队投降了敌人。1943年1月，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及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就率领所部投敌，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改编为山东方面军第一军。在日军指挥下，这支投敌部队多次“扫荡”抗日根据地。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鲁中军区组织了对吴化文投敌部队的讨伐。为配合讨伐，王芳领导的军区敌工部开展了搜集情报、政治宣传、组织策反等工作，与敌人斗智斗勇，配合了大部队的军事行动。

当时吴化文手下有个独立营，有500多人，武器装备精良，驻扎在山东蒙阴和博山边界，营长刘鸣久是土匪出身，抢劫杀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就是这支部队，被王芳成功策反。

当时，王芳认真分析了刘鸣久的性格特点，这个人很讲义气，爱交朋友，对手下的士兵称兄道弟，有策反成功的可能。王芳还了解到刘鸣久是青帮成员，北方叫“三番子”，于是专门找了几个老“三番子”，详细了解帮会情况，学习他们的通用暗语、礼仪动作等行规行话。做了充分准备后，王芳请军区政治部一个和刘鸣久有亲戚关系的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带着一个警卫连，来到刘鸣久的驻地。

刘鸣久早就知道王芳的大名，他先让王芳在一个临时会客室坐了一会，然后就出去了。结果王芳却听到紧急的哨声、杂乱的脚步声以及粗门大嗓的口令声，刘鸣久腰间挎着手枪，全副武装地再次进来。王芳心里明白，刘鸣久这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王芳来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沉着镇静，不慌不忙地走过杀气腾腾的队伍。

下马威过后，考验再一次来了。刘鸣久问王芳：“你鸦片抽不抽？”王芳稍顿了一顿，如果回答不抽，那就有可能失去继续策反的机会。于是他回答：“过去没有抽过，你叫我抽，我也抽。”于是接过点好的烟枪，抽了两口。这也成为王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抽鸦片的经历。刘鸣久很高兴，他觉得王芳可以信任，于是斥退随从，悄悄地向王芳打听情况。王芳趁机向他说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到日本失道寡助，从蒋介石消极抗战不得人心到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得到全国人民支持和拥护，还讲了好多伪政权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等情况。

刘鸣久留王芳一起吃饭。席间，王芳和刘鸣久喝的是当地老百姓酿制的红枣玉米烧酒，他们猜拳行令，一碗一碗对着干，很快就喝下两三斤烧酒。刘鸣久还让人出去打酒继续喝。王芳很清楚，土匪们流行一句话，酒场就是战场，酒桌上是讲义气逞勇气的地方，喝酒不爽快，就是不够朋友；没有酒量，就是没有胆量。王芳把喝酒作为策反敌人的重要策略，一边喝酒，一边讲共产党的政策，日本人的残暴，国民党的反动，以及蒋介石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这些话触动了刘鸣久的心事，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他大骂蒋介石和日本鬼子，痛悔自己投错了胎，当了土匪，又成了汉奸，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王芳趁机开导他：“你还年轻，现在就是改邪归正的好机会，我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你还能立功受奖，共产党一定会兑现政策的。”王芳还向他举了一些起义投诚人员的例子，并且又连喝三碗酒表示诚意。刘鸣久大为感动。这时，刘鸣久的部下报告说不远处有八路军。王芳立即告诉他这是自己带来的队伍，并正式亮出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劝告刘鸣久认清形势，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共产党欢迎他弃暗投明。刘鸣久低头深思良久，告诉王芳，他要再考虑一个晚上。

这个晚上，王芳住在刘鸣久的营部，他辗转反侧。土匪的复杂心性他是了解的，有可能策反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甚至有可能被抓起来送给日本人。他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安排一名警卫员下山向警卫连传达命令：山上一切正常，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切忌轻举妄动，以免打乱行动步骤。但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万一自己牺牲了，你们应迅速撤离，并迅速将情况向上级报告。

第二天一早，刘鸣久来找王芳，说话支支吾吾。王芳明白，他这是还有顾虑。于是当即正告他，不能再犹豫了，要认清日本人最后失败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鼓励他拿出军人的果断来。经过王芳反复做工作，刘鸣久最后下了决心，带领全营500余人起义投诚。

王芳孤身深入敌营，斗酒策反敌营长的消息很快在部队上下传开，给吴化文很大震动，他深切感到共产党敌工工作的分量，从此不敢再轻举妄动。

1943年冬，山东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准备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队在行动路上，遇到吴化文两个连的200多人，他们固守在一个碉堡里面，阻止八路军部队前行。我军打了一个夜晚，用炸药炸了几次，付出很大伤亡，还是攻不下来。如果继续强攻，会继续加大部队伤亡；如果包围待变，时间又不允许。这时候，部队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负责敌工工作的王芳，让他设法拔掉这个钉子。

王芳坚决接受了任务。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内线了解了守敌的基本情况，找到守敌官兵的亲友写信对他们进行规劝。同时，王芳亲自写了一封劝降书。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在敌人枪炮面前，王芳不带警卫员，一个人走到敌人碉堡下劝降。同志们都劝他说，这样做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打中，就损失太大了。王芳充满信心地走到敌碉堡前，先是借助一堵断墙作掩护，他自报家门，用喇叭向敌人喊话。说明敌人官兵中亲朋好友的希望、共产党的优待政策，并说明，只要放下武器，其余一切听从个人意愿，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还讲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让守军明白，日寇已陷于孤立，抗战取得胜利的时间不远了，警告他们不要再稀里糊涂跟着日寇走，赶快觉悟过来，回到人民中间。就这样，王芳向守军喊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敌军放枪，王芳对劝降成功有了把握。他走出掩护的土墙，走得离碉堡更近，继续向碉堡里面的守敌喊话宣传。这些守敌都是伪军，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基本都是当地居民。王芳向他们说明，如果继续顽抗下去，不仅自己没有出路，还对不起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王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他们讲真心话、真情话，越讲越自信。就这样，他在敌人坚固碉堡的枪口之下，连续讲了一个多小时。敌人没有放一枪，而是在碉堡上挂出了白旗，接着用绳子把枪一捆捆从碉堡上放下来，然后在营长带领下，200多人排队出来投降。

王芳这次劝降行动非常成功，极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成为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临危不乱，机智突围

王芳不仅在敌工工作方面业绩突出，是令日伪头疼痛恨、重金悬赏捉拿的“小白龙”，在指挥打仗方面，他也机智勇敢，多谋善断，在敌人重兵包围下机智突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那是在1941年11月初的一天，日军4000余人在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下，突然出击，秘密包围了驻在沂蒙山区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好在当时纵队机关大多数同志已经转移。王芳所在的第一旅驻地距纵队机关所在地仅数十里，也被日军重兵合围。

情况万分危急。一旅司令王建安和政委周赤萍分析当时的处境，认为部队要安全突围出去，分散行动是最好的办法。于是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分开行动，王建安和周赤萍带领警卫连、侦察连、电台在敌人包围圈内活动，伺机突围；机关人员由王芳负责，和政治部总务科长景宜亭、司令部管理科长马冠三组成领导班子，设法迅速突围。王芳带领的这些同志是机关十多个科的干部，以及机关直属部队的通讯连、便衣侦察连、政治部、宣传队、民运大队以及一些勤杂人员共800多人，武装力量只有警卫连的几十位战士，机关干部只有科以上才配手枪，其他人员都是赤手空拳，还有几十名女同志。如果和敌人遭遇，后果不堪设想。

敌人就在眼前，临危受命的王芳没有任何的时间犹豫和停顿。他决定大家直奔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南墙屿，那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一夜行军，来到山上，已到早上八九点钟。这时发现纵队机关和特务团也分散突围来到这里。由于人数多，目标大，被日军发现了并包围了这座山。纵队特务团勇猛反击，和日军激战一天，但由于弹药粮食不足，必须马上突围。王芳带领大家边打边走，经过芦山脚下时，正值夜间，发现此地已被日军占领，他们中了敌人的埋伏。与敌人战斗之间，纵队机关被打散了，幸好王芳带领的一旅机关没有被打散，也没有伤亡。天快亮的时候，没有突围出去的纵队机关300多人和王芳带领的800多人汇合在一起。此时，天已快亮，山上是日本人，如果山下的这1000多人被发现，面临的是灭顶之灾。

必须尽快离开。往哪里走？干部和家属都盯着王芳，三人领导小组的另外两人不熟悉地形，也急切地催促王芳下决心。有几个胆子小的家属紧张得快要哭了。王芳一再告诫自己，镇定、冷静，决不能盲目指挥。如果突围路线错了，就会全军覆没。此时，只有21岁的王芳面临着参加抗日队伍四年来最危急的情况。巨大压力之下，他仔细查看地图，头脑飞快运转：北边是芦山，西北方向已经被日军占领，西边是丘陵地带，但村庄多容易暴露；南边是敌占区，又有敌人追击。最后，他把突破口选在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大河，地形开阔，冬季水浅，可以渡过去。敌人“扫荡”的重点是山区村庄，在那里设埋伏的可能性不大。

主意已定，大家立即行动。冬季河水冰冷刺骨，河面有六七十米宽，水深的地方将近一米。大家互相帮扶着抓紧过河。王芳在队伍中间，一边涉水，一边轻声为大家加油鼓劲。部队紧张有序地前行，安全过河后，没有发现异常。王芳继续提醒大家，敌人离我们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大家必须加快速度继续前行。于是刚从冰冷的河水中出来的同志们跑步前进，终于安全突围。王芳带领的1000余人没有一个伤亡，取得了重大胜利。后来，他们遇到突围出来的另一部分同志，说起突围的经历，敌工部通讯营的一位同志说，日军已经盯上了他们，如果王芳他们走的是其他任何一条道路，肯定会全军覆没的。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王芳从1938年12月开始从事敌工工作，一直到1944年10月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1945年6月担任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继续战斗在敌工工作战线上。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王芳有将近七年的时间在从事敌工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芳继续战斗在敌工一线，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建功立业。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一级调研员，副研究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09期)

陈剑的生平事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老师、同学上街游行、演讲、抵制日货。1934年考入临清乡村师范，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阅读进步书刊，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发起组织建立了“旅临同学会”，任副会长，在同学中传阅进步书籍，宣传革命思想，同学校的国民党右派斗争，受到挂牌警告和记大过处分。1936年7月毕业，任夏津第七高级小学教师，因关注抗日形势变化和红军的消息，被排挤离校，转任第五小学教师，组织建立起了进步组织“文具社”，在进步青年中传阅进步书刊，寻求救国救民道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与进步青年计划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2月，准备赴南宫参加八路军，后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举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在干训班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夏津县组织抗日。在中共鲁西北特委领导下，多方活动，组织建立了夏津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积极发展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在动委会建立了党、团组织，并任党、团书记。1938年8月，中共夏津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工委书记，领导组建了夏津县农、青、妇等各界救国会，宣传动员全县群众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夏津城，领导党员和抗日群众转入农村，开展抗日斗争，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2月，县工委改建为县委，仍任书记。1939年2月，到鲁西区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培训班学习，参加了著名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肥城陆房反包围战，胜利突破日军重围，随部队在鲁南新泰一带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6月，回到夏津，继续担任县委书记，积极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壮大党的力量，领导建立抗日游击队，同日伪顽强斗争。1940年7月，被中共卫东地委（鲁西三地委）派往茌平任抗日支委会副主任，不久转任中共卫东地委宣传部长。年底回夏津，仍任县委书记。在夏津与河北省清河县交界的运河两岸，领导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游击战。1941年，为便于对敌斗争，中共冀南区党委将夏津县委分建为夏东、夏西两个县委，他任夏西县委书记。同年10月，任运东地委宣传部长，创办了《战报》和《党刊》，随地委机关和部队在清河、武城数次粉碎日伪的“大扫荡”。后常住夏西一带，组建了地委武装通讯班，与敌斗争。11月，兼任夏西县委书记，组织配合冀南运东军分区部队开辟运东根据地。1943年10月，夏东、夏西县委合并为夏津县委，任运东地委委员兼夏津县委书记，在领导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坚持斗争的同时，抓好统战工作，争取了一部分有正义感的伪军反正，组建了夏津县抗日游击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1944年春，任运东地委敌工部长。3月，参加太行整风学习。1945年7月，整风学习结束，仍任夏津县委书记，并兼任县独立团政委，组织全县发起对日伪的大反攻，配合冀南军区部队胜利进行了夏北战役、解放夏津县城战役。他领导夏津党组织、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坚持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46年1月，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1947年9月起，历任冀南区党委研究室研究员、冀南区威县土改工作团组长、冀南行署民政处行政科长、河北省建设学院教务科长、冀鲁豫六地委农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河北建设学院二部副主任、主任、教导处副主任、院党组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1962年5月，逝世于北京。

刘胡兰的感人事迹

　　生活中的刘胡兰：端庄、大方、清秀，眼睛里透出一股刚毅劲儿。
　　据陈德照（解放前中共文水县五区区长）的六弟陈德邻（离休干部）回忆：1946年下半年，阎锡山调集近万人的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派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闯入文水县境内，情况开始恶化。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便于开展工作，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村里。
　　陈德邻的妹妹和刘胡兰是从小很要好的小伙伴，陈德邻在回忆刘胡兰的时候，充满着敬佩之情。他说，刘胡兰虽然年纪小，但是工作起来，政策性很强，斗争性很强，处事十分果断，为人大度，性格开朗，的确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曾经和刘胡兰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杜杰回忆：第一次见到刘胡兰时，她穿着芝麻叶花样的土布大襟袄，黑细布裤，端庄、大方。浓黑的短发上罩了一条白毛巾，人显得很清秀，眼睛很有神，透着一股刚毅劲儿，站在姑娘堆里挺出众的。
　　端庄、活泼、俊俏、热情、坚毅的那个矗立在纪念馆前的雕像，就是刘胡兰，一个花季中的女孩儿，什么照片资料也没留下，但是，她却活灵活现地存在人们的心里。
　　就义前的刘胡兰：无所畏惧，为保住惶恐的乡亲们，刘胡兰被捕了。
　　1947年1月8日，天刚麻麻亮，文水县大象镇敌复仇队长吕德芳带队，随阎匪七十二师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的一连人突然冲进云周西村，在伪村长张德润的配合下，一口气抓了村里的6个人，顿时，村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继母）闻讯跑回家里，说：“胡兰子，看来凶多吉少啊！你还是快点上山吧！”刘胡兰说：“石三槐他们被抓的事，我都知道了，我是公家人，走不走我要等组织上的通知。”她安慰母亲：“不怕！敌人不会抓住我的。”
　　9日，刘胡兰秘密召开村妇女干部、积极分子碰头会，她嘱咐大家即使被捕，也不能出卖同志。此刻，刘胡兰还不知道，叛徒已经把她出卖了，观音庙里正在密谋着一场屠杀计划。
　　11日夜，陈德照等武工队员秘密潜入云周西村，派人找来了刘胡兰，决定第二天将她转移上山。
　　12日，天刚亮，刘胡兰起身一边哼哼着小调儿，一边收拾行装。可是就在这时，村里锣声突然响起来了。母亲一把拉住刘胡兰的手：“胡兰子，你快到隔壁躲躲吧，你金忠嫂前五六天才生了孩子，敌人要查问，你就说是伺候‘坐月子’的，咱家里就留下爷爷吧。”但是，当刘胡兰来到隔壁，发现躲在这里的已经有好几个村民了。锣声再次响起，刘胡兰看看屋里惶恐的人们，她毅然决定，还是让乡亲们留在这里吧。
　　刘胡兰被捕了。
　　刑场上的刘胡兰：“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刘胡兰躺在血染的铡刀下，慷慨就义。
　　刘胡兰阔步走到刑场的时候，另外6位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已站在了那里。阎匪军连长许得胜宣读完7人的“罪状”后，便用枪逼迫村民主动出来担当刽子手，但是村民们一个劲地向北后退，没有一个人出来，也没有一个人出声。无奈之下，大胡子把事先交代好的叛徒叫出来，将除刘胡兰外的其他6人，先是乱棍打死，然后铡下头颅。
　　铡刀旁只剩下了刘胡兰一个人，铡刀的座子也被鲜血染红了，铡刀的刀刃已经被崩卷了，刽子手们的手在瑟瑟发抖。一些村民不忍再看，偷偷背过身去。这时，大胡子走到刘胡兰面前，问：“你怕不怕？自白不自白？”
　　刘胡兰眼睛里冒着怒火，坚决地回答：“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
　　寒风中，刘胡兰站在刑场中央，她慢慢地把头转向母亲和小妹妹爱兰子的那个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然后似在人群中寻找着父亲刘景谦的身影。
　　匪兵强行把刘胡兰的头扭转过去，不让她回望自己的亲人们。刘胡兰愤怒地瞪着大胡子，喝道：“我咋个死法？”大胡子恶狠狠地指指那6位身首分离的烈士说：“一个样！”
　　敌人再次威逼村民充当刽子手，但是依然没人响应，于是他们再次架起机枪，企图伤害村民。刘胡兰见状厉声喝道：“我一个人死好了，不能叫众人死！”说罢，腾！腾！腾地走到铡刀跟前，从容地躺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冰冷的铡刀上。刘胡兰面朝东，一双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深情地望向她的亲人们，叛徒害怕了，他抓了把稻草，盖在刘胡兰的脸上，但被刘胡兰扯了下来。
　　全场骚动了，目睹者无不毛骨悚然。铡刀终于落下了，刘胡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女儿，就是这样为共产主义的信仰献出了她年仅15岁的生命。
　　成长中的刘胡兰：在“小延安”的环境中长大，共产党好对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影响。
　　在大胡子审讯刘胡兰时有这样一段对话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应该最深。大胡子问：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刘胡兰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刘胡兰其实也不是生来就具有英雄气概的，童年时的刘胡兰也很胆小，比如不敢走夜路，怕鬼；比如父亲再婚，她带着妹妹爱兰子跑得远远的藏起来，害怕继母打她们等等。最先对刘胡兰产生影响的共产党人应该是抗日县长顾永田。
　　抗战前，云周西村有254户人家，属中等村庄。村里地主老财掌握政权，把村里的苛捐杂税、差役负担全部加在农户身上，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1936年，红军攻打了文水城，接着就把开栅镇大乡绅的粮食分给了农民。顿时，消息传遍了文水境内，云周西村的人们听了，奔走相告。“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处在抗日救国的浪潮里，阎锡山却放弃太原，仓皇南逃。他们边溃退、边掠夺百姓的财物，老百姓终于看透了他们的真实嘴脸。
　　1938年1月，日本人侵占了文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八路军一二○师在文水成立了抗日政府，还开办了村干部培训班，顾永田就是第一任县长。他们来文水后，给云周西村老百姓办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困扰着老百姓用水浇地的问题；紧接着就是发行流通券，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农民深切地体会到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因此，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在云周西村的威望极高。
　　刘胡兰当时虽然年纪很小，但是，顾县长好、共产党好已经对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影响。1939年7月，云周西村建立了党小组，陈德照就是组长。从此，云周西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踊跃地投身到了抗日洪流之中。比如给八路军送军粮，藏干部，送情报。也正因如此，云周西村被敌人称为“小延安”。刘胡兰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延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刘胡兰的成长经历中，除了县干部对她的影响很大之外，更有一些身边的烈士对她影响极大，比如为掩护同志而牺牲的两个小通信员，比如本村壮烈牺牲的民兵等等。直到刘胡兰光荣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具备了随时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共产主义者的素质了。在革命斗争的生死关头，党的好女儿刘胡兰的出现，也就绝非偶然了。

　　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7年2月4日到18日党中央组织延安各界慰问团在文水县活动期间，听到了当地百姓广为传颂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十分感动并引起对这个英雄人物的关注。慰问团完成任务后，副团长张仲实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刘胡兰的感人事迹，以及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同志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题词的请求。任弼时同志听后甚为感动。很快便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毛泽东同志心情非常沉重，当即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光辉题词。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追认刘胡兰同志为正式党员，号召人们向刘胡兰学习。从此，刘胡兰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为学习刘胡兰的事迹，山西文水人民于1956年在刘胡兰家乡云周西村建立了刘胡兰纪念馆。开馆之前，毛泽东同志得知他在1947年为刘胡兰的题词，因战争环境残酷丢失了，又挥笔再次为刘胡兰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从此镌刻在刘胡兰纪念馆巍然高耸的汉白玉石碑上。

抗大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抗大最早是在1936年2月建立的，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根据紧迫的形势和即将面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任务，1936年2月，中央红军干部团和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成立红军干部学校。不久，在红军干部学校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扩展资料：

抗大总校办学9年间，数易校址，先后在陕北瓦窑堡、保安（今志丹）、延安，山西武乡（盘龙镇）、黎城（西井镇），河北邢台（浆水镇）和陕北绥德等地坚持办学，前后经历了延安办学阶段（从1936年6月至1939年7月）、华北敌后办学阶段（1939年8月至1943年2月）和重返陕甘宁边区办学阶段（1943年3月至1945年9月），共举办了8期培训班。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抗大先后成立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分布于西北、华北、华中的广大区域，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回荡着抗大的校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南京比较好考研的大学

如下：

1、南京审计大学。

该校亦称为南审，前身是南京财经贸易学院，1983年成立，2015年11月首次更名。其中，该校与国家审计署一起创办，与中国审计事业同时发展。它是审计教育的起点。由三部一省共同创建而成，主要是一所以审计为品牌的财经类高校，其中经济、管理、法律、工业、文化、科学等学科相互支持，合作推广。

2、南京财经大学。

该学校以前是南京粮食学校。由江苏省与国家粮食局合作，建立了南京财经大学，主要是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济学、管理学、法律、工程、文学、科学等学科支持的江苏省重点建设大学。

3、南京邮电大学。

该学校前身为山东省抗日基地的战时邮政总局干部培训班。是江苏省重点大学。它也是一所以电子信息为特色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以工程类为主体，科学、工程、经济、管理、文学、教学、艺术、法律等多学科相互融合，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等多层次教育协调发展，拥有中国IT人才摇篮的美誉。与上述两所大学相比，该学校难度系数要高一些。

4、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简称南林，位于江苏省南京。它是由教育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省级重点大学，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它是中国首批世界级学科建设大学之一。

它是首批优秀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国家高水平大学公共研究生项目建设、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以林业、资源、生态、环境为特色，是江苏省十五所重点建设大学的成员。

5、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非常受欢迎的考研学校。因为大多数考生认为南京大学太难，但江苏大多数大学是工程学院，综合文科大学只有苏州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在苏州，南京师范大学在南京211院校里就显得非常显眼。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心理学免试生较多，所以统一招生名额相对较少。有些专业课成绩不高，考题难。

一般来说，可以避免选择王牌专业和热门专业，选择其他专业就会比较容易。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南京邮电大学

百度百科-南京林业大学

百度百科-南京师范大学

百度百科-南京财经大学

百度百科-南京审计大学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1.6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2.2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18.62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4.6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1.1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18.17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46.9万（含华南游击队0.45万）；1944年为50.7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2.3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12.5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52.7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