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干部培训

甘祖昌干部培训

甘祖昌干部学院属于厅局级别单位，是一所干部专门学校。

“赶考”

      一个月前，我和我们军史志研究员张红英一起来到沿背，当起了村里的“军代表”。我们和甘祖昌干部学院筹备组的同志们一起研发党课《薪火相传，信念永恒》，为弘扬甘祖昌和龚全珍精神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之所以要这么重视这堂党课，一是因为即将挂牌的甘祖昌学院需要一堂打动人心的党课，讲清楚甘祖昌和龚全珍精神，二是萍乡市希望以这堂课为突破点，将甘祖昌学院推向全国。

      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只有军地联合研发党课的思路，军队这块由我们来准备，素材更翔实，也更可信，但对于党课能到什么程度、能走多远，我们心里都没谱。我们觉得这是一次前途未知的“赶考”。

        来到沿背后，看到筹备组租了一栋民宿，写着沿背村项目建设指挥部，萍乡市委组织部、莲花县委组织部几名干部都长驻沿背。学院正在筹建中，没有正式编制，工作人员都是从莲花县教育、卫生系统抽的，没有一个人抱怨条件差。

      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吴竺媳妇临近生产，他在沿背村已经待了8个月，基本半个月才能回家看看，直到6月8号下午，他媳妇有了产前反应住进医院，他才赶回去，6月9日凌晨1点，孩子出生了，6月12日，他便返回到工作岗位上。

      甘将军的外甥李昔林老人已经71岁了，作为访谈嘉宾，他每天提前到教室，帮着倒水摆桌椅，他的口头禅是“相当相当”，在我们提出意见后，他硬是改了这个伴随大半辈子的口头禅。

      万事开头难，“赶考”压力大。可我看到大家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为筹建甘祖昌干部学院而努力，我对“赶考”也有了信心。

      课程初步设置为张红英研究员讲甘将军军旅29年，李昔林老人讲甘将军务农29年，甘将军外孙媳妇讲甘祖昌和龚全珍精神的家风和社会传承。后来经过商议，决定加一部分新疆军区对于甘祖昌精神的传承。

      李老和贺娟在过去的老课中，有较为成熟的讲稿，张姐也提前准备了甘将军的军旅故事，我这部分来之前没有任何准备，讲好了是亮点，讲不好是狗尾续貂。可以说这又是一次迎难而上的“赶考”。

      我想讲我们新疆军区的喀喇昆仑精神与甘祖昌精神一脉相承，一代代戍边人都在无私奉献中弘扬甘祖昌精神。怎么样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个难点，如果牵强地硬拽到一起，只能是貌合神离的“两张皮”，不小心就会成为军区的事迹报告会。

        我准备了稿子的初稿，然后我们就上台给培训学员讲，讲完后，我们会听取学员意见，通过学员提问，了解学员更希望听到什么内容。每次课后，我们都会坐下来，修改打磨…

      就这样，我的稿子先后大改了九次，小改不计其数，感谢莲花县委组织部郭建明，他是党课背后的无名英雄，我们亲切地叫他总导演[偷笑]

      一次次，我们的课逐步成型，终于在6月初基本定稿，我们终于对“赶考”有了信心。

      上周，萍乡市委组织部裴部长来听我们的党课，我有一段竟然忘词了，把进藏先遣连最感人一段丢了，还停了十秒，才继续讲。还好，裴部长基本肯定，说可以邀请有关专家来帮我们继续提升党课。“赶考”的阶段性测试合格，但距最后的“赶考”成功还很远，我们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今天，我们迎来了“赶考”中的又一次小考。中国井冈山学院年轻干部党性教育专题研修班70名学员要来沿背听我们的党课，这也是筹建中的甘祖昌干部学院已经培训一万余名学员中层次最高的班。

        教室依然是村委会三楼的临时教室，面对那么多领导，我们忐忑不安，但是在访谈时，我却感到心静如水，就像平时的每堂课一样，就是面对平等的听众，开始一场心与心的平等对话。原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对“赶考”有了更多信心。

        将我们的党课打磨好，让更多的人从精神深处认同并学习甘将军和老阿姨，我们还在“赶考”的路上，但不管“赶考”的结果如何，我们都会记得这个过程，因为“赶考”路上我们跋涉的身影、付出的努力、留淌的汗水，甚至一堂讲失败的课，都是美丽的风景！

      文图/韩素婷

当普通人 做老实事 甘祖昌龚全珍家风故事

1957年8月，经组织批准后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他阔别29年的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安家落户当农民。图为甘祖昌、龚全珍夫妇。 新华社发

一位将军，戎马一生，却因患病担心影响工作，坚决要求解甲归田，带领乡亲修水库、建电站、兴农业，造福十里八乡。一位教师，毅然跟随将军丈夫扎根贫苦山区，投身教育事业，生活俭朴却格外热心助人，年届九旬仍不忘弘扬正气。甘祖昌和龚全珍夫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生活中，甘祖昌告诫子女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红军的架子。”在这样的教导下，甘祖昌、龚全珍的后代都在平凡岗位上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传承着良好家风。

甘于奉献是家教——

“在农村参加生产或工作，同样能对党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这是电影《这样一位将军》中的场景：1955年，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向组织申请回乡务农，龚全珍听了后很生气，责怪丈夫为什么不和她商量，甘将军向她发了一通火。

在谈及电影这一细节时，龚全珍笑着说：“电影需要矛盾冲突。我非常尊重他，他农民出身，入党这么久，又是老同志，靠得住。”

甘祖昌和龚全珍都是共产党员，拥有共同的理想。无论在哪里，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是什么角色，他们都坚定信仰：做一名纯粹的、无私的共产党人。

当时，组织上不批准甘祖昌回乡，龚全珍就陪着丈夫，一直递交了3年的报告。1957年，组织终于同意了。龚全珍任教的解放军子弟学校八一中学的领导问她：“甘部长回老家当农民，你去当什么？”龚全珍说：“他当农民我也当农民，不会当学着当。”

从新疆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回到了另一个战场；龚全珍从部队学校到农村学校，继续战斗在教育战线。

战场不同，辛苦紧张却一样——从1958年开始，甘祖昌便开始带领大家虎形岭上伏虎，冬水田里降龙，把虎形岭变花果山，改造冬水田，受到乡亲们的爱戴。“祖昌一到家乡，每天背个镢头出门劳动。种什么水稻，产多少斤，他有个小组专门研究。”龚全珍则一直保持在部队教书的习惯，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在小学当校长时，离家更近，就十几分钟路程，但她仍然吃住在学校。所以家里大小的事，几乎由甘祖昌包了，女儿衣服、鞋子破了，他都会及时补上。三女儿甘公荣回忆说：“小洞爸爸补，大洞就等妈妈星期六回来补。”

战场不同，累累战果却一样——甘祖昌带领乡亲一道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每项工程他都捐钱，有统计的达8.578万元。龚全珍捐资建了8个教室，捐助学生上百人，捐赠图书近万册，用实际行动传承甘祖昌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乡的信念。

在父母言传身教中成长，不摆架子挑担子的思想早早在儿女们心底扎了根。二女儿甘仁荣始终记得父亲的话：“如果你对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当你在生产或工作中取得了一点微小的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在农村参加生产或工作，同样能对党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你就会自觉地感到农村的前途是远大的，农村是有出息的。”

甘祖昌的嫡孙甘军，19岁参军，先后获得多次“优秀士兵”荣誉称号。1999年，他在训练中撞伤右眼，致使右眼视网膜脱落，右眼视力仅为0.05，定为三等乙级伤残。当时甘军正在参加提干培训，他主动找部队领导要求退出培训，说：“我的右眼已经严重受伤，即使提干了，也会影响以后的工作。”

回到地方后，甘军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并巡查最偏远的王家源片区，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在单位，甘军向同事隐瞒了将军孙子的身世，从不借此“沾光”；隐瞒了残疾军人的身份，从不向组织提要求。直至2010年，市民政部门因要建甘祖昌雕塑到工商局找甘军，单位领导才得知他是将军后代。

当被问起为何要隐瞒这两个“秘密”，甘军没有回答，只是说起了儿时的家事。甘军由龚全珍一手带大，奶奶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常教育他：“我们不要因为是将军的后代而炫耀自己的家世。我们的身份没什么特殊，但更有一份特殊的责任，把将军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奶奶的话，甘军始终记在心里。

艰苦朴素是家风——

“国家每月是给了我300多块，这个钱，我用在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上，比用在吃穿上有价值得多”

回到莲花后，甘祖昌、龚全珍全家一直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

在家中，甘祖昌是“财政部长”，就连龚全珍的工资都是交给丈夫统一分配。孩子们有时不解，问母亲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工资都交给父亲，平时买点东西还要伸手向父亲要。龚全珍总说：“你们父亲在部队搞了几十年的后勤工作，他会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也省心。”

当时，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生活却十分节俭，把大部分工资用来支援农村建设。在群众眼里，他始终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杆没有嘴。白罗布汗巾腰间缠，手拿砍刀肩扛锄”的农民形象。

“父亲回乡以来，就给自己约法三章，衣食住行都要和普通村民一样，不图安逸、不讲排场，时时、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饭是糙米饭拌薯丝，菜是豆腐、辣椒、白菜等素菜。”甘仁荣记得：“从小父亲要求我们碗里不能剩一粒米饭，掉在桌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绝不允许浪费一粒粮食。”

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是甘祖昌去买，孩子们穿的衣服布料，都是买一毛七分钱一尺的白龙头细布，再买染料染成蓝的、灰的、黑的，男女老少都穿一样。“父亲说这样省布。父亲的衣物都要穿10年以上，破了就补，直到不能补了，就给二婶用来铺鞋底。”甘仁荣回忆道。

一些老战友曾对甘祖昌说：“老甘，你这身打扮，是丢我们老干部的脸！国家没给你钱吗？一个月300多元，就不能做几套适合穿的衣服吗？”

甘祖昌回答说：“我早就当了农民，不是什么老干部。国家每月是给了我300多块，这个钱，我用在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上，比用在吃穿上有价值得多！”

好的传统就要有好的传承。甘祖昌一家人身上都印刻着勤俭节约的烙印。

如今，九十多岁高龄的龚全珍生活依旧俭朴。一次，她的学生来家里看望老师，见到老人家的衣服太旧了，就说：“我给您买一套新衣服吧。”龚全珍马上制止，说这些衣服还能穿，叮嘱学生千万别买。

从新疆回来后，龚全珍的一块手表一戴就是几十年。年头长了，手表总是坏，坏了就修好后接着戴，坏了再接着修，就这样坏了修修了戴，一直坚持到实在没法再修了，她只好让孙媳妇帮忙在网上淘一块便宜的，还特意交代几十块钱的就行。

甘公荣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龚全珍志愿者协会会长李丽辉说，甘公荣平常穿着打扮非常朴素，衣服洗得发白了依然穿在身上，平常买菜，也都是买一些不新鲜但便宜点的。甘公荣认为，只要洗干净，做熟了一样吃。有一次，李丽辉和甘公荣去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她发现甘公荣背着一个包，估计已经10多年了，好多地方皮都掉了。甘公荣却说，这没关系，只要里边的东西掉不出来就可以继续用。

“甘姐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多块钱，但每次走访看到谁家经济特别困难，总是以母亲龚全珍或个人名义五百、一千地捐款。”李丽辉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深深被龚全珍全家这种朴素无华的精神所感动。

严于律己是家规——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甘祖昌和龚全珍不仅严于律己，从来不向组织上提要求、谋私利，也教子从严，几个孩子谁也没沾过“将军后代”的光。“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这是甘祖昌常对子女讲的话。

新疆解放以后，大儿子甘锦荣去新疆找甘祖昌，以为父亲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工作，没想到甘祖昌却说他没有文化，干不了什么技术活，就安排他在新疆打铁。甘锦荣身体不好，打了几天的铁就病倒了，医生检查后确认他不宜打铁。甘祖昌便对儿子说：“我本来想把你培养成钢铁战士，谁知你没这个福分。好吧，我介绍你到农六师去学开拖拉机。”

1973年冬，在吉安地区卫生学校学习的长女甘平荣刚好18岁，听说吉安地区征召女兵，一心想去参军，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给人武部打个招呼。接到这封信，甘祖昌嘱咐龚全珍：“给平荣写封信，说我的意见是符合条件就去，不符合条件就安心学习。”

不巧的是，有一天龚全珍在地里劳动时摔断了手，甘祖昌便陪她到吉安看病。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消息便来到医院看望，顺便就甘平荣参军的事征求甘祖昌意见。甘祖昌说：“一切按原则办事，如果她身体合格，你们就接收她，否则就不要接收！不要因为我的缘故破坏规矩，我知道她的右眼近视，希望体检时严格把关！”

得知这个消息，甘平荣伤心地哭了。但她没有灰心，积极锻炼身体，最终因为品学兼优而光荣入伍。参军以后，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训练，取得了好成绩，为父亲母亲争了气。

1976年，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退休，按照当时规定，干部离退休，可以由一名子女顶替，因此，小女儿甘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却遭到甘祖昌的坚决反对。他说：“子承父业，这是封建 社会 的旧规矩，也是官僚集团腐败无能的根本原因。子女长大了，应该自谋出路，不应该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莲花的山山水水见证了甘祖昌和龚全珍永葆本色、一心为民的信仰，也见证了甘家一代代的家风传承。多年来，甘祖昌和龚全珍的一言一行始终教育着儿女们。在他们的影响下，儿孙们尽管身处平凡岗位上，却个个品行端正、工作敬业。如今，他们有的被推荐为“最美萍乡人”候选对象，有的当上了“三八红旗手”，有的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同事和朋友曾送给甘家子女16个字：革命后代，将军传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这既是对甘祖昌和龚全珍儿女们的褒奖，更是对这个革命家庭高尚家风的赞扬。（田心）

甘祖昌为何只被授少将 甘祖昌葬礼有谁

这个和他以前在战争时期的职务有关，像上将就是得要正兵团级的干部才能被授予。
甘祖昌（1905—1986），江西省莲花县人，1926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供给部副部长。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县逝世。被称为“将军农民”。

莲花县老将军

1朱辉照---55中将(1911-1964)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江西省莲花县湖上南村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巡视员、协和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独立第一旅付政委 、政治委员兼晋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四部组教科科长，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三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国民航局局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5年9月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57年6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64年4月17日在北京病逝

2.甘祖昌---55少将
甘祖昌(1905-1986) 江西莲花坊楼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莲花县独立团军需处处长，湘鄂川黔兵工厂总务科副科长，红六军团工人连副连长，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1935年11月参加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军需科科长、供给部副部长和部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供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部长，第一兵团后勤部副部长。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后勤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自愿辞职回乡当农民.曾被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3月28日在江西莲花病逝.
3.况开田---55少将（1912-1983）
江西莲花升坊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三军团特务营政治处宣传员，红一方面军供给部财务科副科长、会计科副科长、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任前敌指挥部供给部财务处第2科科长。1934年参加长征。参加了山城堡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冀察军区供给部部长、后勤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后勤指挥所副主任，解放军第19兵团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六分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第三分部政治委员，志愿军后勤部财务部部长，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济南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1月3日在北京病逝。
4. 李夫克---55少将（1915—1988）江西省莲花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大队长，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李夫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原名李瑚开.是江西莲花人，1915年出生。1930年任本县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湘赣军区红8军特务连排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后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队长兼军事教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途中曾任红3军团5师司令部参谋。曾任国家保卫局保卫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红30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后任红30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支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军事教育科科长。任抗大总校第1大队2支队支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抗大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处处长兼第1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团团长、晋绥野战军副参谋长、晋绥军区3纵参谋长、西北野战军3纵独立5旅旅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1939年起任八路军第120师教导团 团长、120师358旅参谋长、晋绥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后兼第1军分区副司令员，先后参加百团大战和田家会、甄家庄等战斗及晋西北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副参谋长、第3纵队参谋长兼独立5旅旅长，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参加沙家店、瓦子街、扶郿、兰州等战役。建国后，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95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战役系。后历任军事科学院战役研究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兼理论研究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5.谢锡玉---55少将（1916-1995）
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人。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通科招待所代所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第3期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大队长兼政治教导员，陇海南进支队第3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5纵队3支队8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师9旅26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2纵6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1军63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涟水、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4混成旅政治部主任，空4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4师政治委员。回国后，195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任空3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广州军区空军汕头指挥所政治委员，空7军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9月6日在南京逝世，终年79岁
6.江勇为---55少将（中国船舶工业总老干部处，尚好） ?熝1|祁
江勇为（曾用名：江甲三），是江西省莲花县坪里上江人，1914年出生1929年冬担任根据地列宁小学教员，乡团支部书记，团区委书记。。1931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红军任江西三军团战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3师70团3连支部书记、红军学校高干队支部书记、教导团俱乐部主任、红军学校宣传科科长、红6军团总务处处长、50团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营教导员、718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南下支队2大队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营政治教导员，718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南下支队2大队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359旅718团政治委员，任中原军区359旅718团政委、西北野战军3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纵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军学院干部部部长，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科研部政治委员，国防部7院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监委驻六机部监察组组长，福州军区214指挥部副政治委员/部副政委。福州军区二一四指挥，第六机械工业部纪检组组长。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1月离职休养。现享受正部长级待遇。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7.朱云谦---55少将
朱云谦是江西省莲花县荷塘井下村人，1919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湘赣边区独立第3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少共区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坚持了南方叁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军部教导营连指导员、特务营教导营、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是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的得力助手，罗炳辉称他为“小朱科长”。他担任15团政委时，和15团团长饶守坤率领15团在皖东北战场上纵横驰骋，打得泗县、灵壁城日军白天也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朱云谦原名朱云仙，22岁就当上团政委，少年气盛，也犯了骄傲自满的错误。为了记住这个教训，他改名朱云谦。1943年朱云谦在华中局党校学习，他写得一笔流利的钢笔字，知识面广，开大会作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出口成章，有条有理，逻辑性强。刘少奇夸他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盱嘉县委任书记，并兼任盱嘉支队司令员、政委。朱云谦“新官”上任烧了“叁把火”，一是调整了县委和盱嘉支队司令部驻地，实行了一元化领导。二是把军事斗争摆在首位，攻下了敌军津里据点。叁是建立了一个新区，与日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4年除夕，他率领部队袭击盱眙县城，伏击日伪军300多人。朱云谦调回部队后，担任淮南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淮南军区副参谋长。1946年7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淮南，朱云谦临危受命，带领一个团和叁个县的地方武装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后按上级指示向苏中突围，担任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11纵31旅副旅长、旅长、29军85师师长兼政委。金门战斗，第85师的第253团是第一梯队的一个团，由于渡海作战由82师首长指挥，朱云谦没有随第一梯队过海。第一梯队快打光时，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曾命令朱云谦率部队增援，后来又取消了这个命令。建国后，朱云谦担任军参谋长。1950年，中央军委组建空降部队，空降旅旅长王建青因体检不合格，1951年，调朱云谦接替，任空军陆战师师长。1956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朱云谦在空军历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朱云谦长期受迫害，1972年从农场释放回京，1976年至1978年担任广州军区空军政委。1978年，朱云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是中共12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叁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去世。
8胡登高--55少将 1914年出生，江西莲花荷塘路边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特科队区队长，第六军团18师53团机枪连长、17师50团副营长、营长，补充团参谋长，代团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抗大分校大队长、大队教育主任，延安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抗大总校校务部部长，东北军政大学第一支队支队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卫生部政委（部长孙仪之）。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建国后，任解放军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政治部副主任、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1年11月12日逝世.
9--徐国贤----55少将(1916-2000)
徐国贤同志是江西省莲花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班长、代理排长、指导员兼连长、营长、教导员等职，参加了湘赣时期的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营长、副团长、支队长、团长等职，率部参加晋西北反击日寇扫荡战役，坚持雁北敌后游击战，参加了中原突围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营长、359旅第七一七团副团长、支队长、团长、359旅第4大队大队长等职，率部参加晋西北反击日寇扫荡战役，坚持雁北敌后游击战，参加了中原突围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副旅长、旅长、师长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和进军新疆、解放南疆等战役战斗，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副军长兼二军5师师长（第359旅改称第5师）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2军4师师长兼政委，新疆阿克苏地委书记、阿克苏军分区司令员、副军长兼参谋长、代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等职，为巩固我国西北边陲，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新疆地区的安定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调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后，为部队的全面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心血。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 2000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徐冰——原海军总医院院务处领导（原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国贤将军之女）
10金忠藩---55少将（1917—1989）金忠藩是江西莲花三板桥金家村人，1917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17师51团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120师359旅717团营教导员，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718团政治处主任、719团政治处主任、717团参谋长、南下第一支队第1大队参谋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支队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2纵6师17团团长、2军6师副师长。参加了中原突围、运城、宜川、荔北等战役。建国后任陆军师长。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1.刘镇---55大校61少将
刘镇是江西莲花神泉乡大湾人，1914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1军团1师1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俱乐部主任、2师4团政委、师政治部统战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起，先后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担任过军委供给部汽车队队长兼指导员、军委卫生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军委经济建设部处长。1944年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保卫团长兼政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警备4旅12团政委、第一野战军4军12师副政委。参加了宜川、扶□、兰州等战役。建国后，任陆军师政委。1951年毕业于空军航空学校。后历任空军干部学校政委，西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68年任兰州军区空军政委。1961年晋为少将。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2.朱家胜-55上校61少将
江西莲花荷塘中村人，（1914—2007）。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莲花县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主席，区苏维埃少先队主任委员，游击队政治委员，警卫营政治委员，红八军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宣传干事、1933年5月，他是71团3连指导员，参加了棠市战役，红六军团模范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参加了长征，在长征中任红6军团51团总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教导营队指导员，第七一八团营教导员，八路军南下支队营政治委员，第三五九旅政治部组织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一兵团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起，朱家胜调任南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后又任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政治部干部部代部长，南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3.龙炳初---55大校61少将（1914-1975），
江西省莲花县坪里桃岭村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第49团政治处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特派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第5大队政委，南下支队第3大队副政治委员，第9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5师15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75年1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61岁。
14．郭东桂—少将（1910-1976）
江西省莲花县下坊乡泰恒村，1931年入伍， 1955.09-1964.04 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未晋升。

15．陈云开—少将（1916-？）
江西省莲花县坊楼村人，曾任沈阳市卫生局长。
16金树云少将(1904～1965)黄埔军校第五期辎重科毕业。别字艮三，琴水乡金家村人人。中央训练团党政研究班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附、副官、复兴社特务处情报站副组长、训育员、办事处副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湖南临澧特训班第三大队中校中队长，军统局江南特训班上校副主任，军统局中美合作所特科技术训练班总队长，军统局重庆爆破训练班上校副主任。1945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局西安站长，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中央训练团西北青年训练总队总队长。1949年到台湾。
17．刘一道（少将），字贯吾（1884-1951）三板桥村溪人，少将军衔，曾任湖南省长公暑参议。
18．李厥德（少将），字厚安（1890-1952） 六市乡垄上村人，少将军衔，曾任广东弹药厂长。
19．金树馨（少将），字桂高（1902-1957），琴水乡金家村人，少将军衔，曾任江西省保安处参议。
20．李旋（少将），字砥中（1893-1952），琴亭院下村人，少将军衔，曾任国民党军事法庭检查长。
21．严奉琦（少将），（1908-1972）六市乡垭坞村人，少将军衔，曾任江西大余县长。
22．金振伟（少将），字新亚（1897-？），水乡金家村人，少将军衔，曾任顾祝同部第三战区副处长/。
23.刘超寰（1901－1987）　国民党陆军中将。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30年11月中，第1师第2旅第4代副团长。1933年12月中，第1师独立旅第3团长。1936年9月中，第1师2旅第3团长。1937年4月24日第1师第1旅上校旅长。1937年5月，第1师整编，刘超寰任1师第1旅旅长,后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后升任第七十八师副师长。1939年任196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1939年6月24日，刘超寰任陆军少将。1945年1月9日，为第1军副军长。1946年初，国民党军进行整编，第1军改称整编第1师（仍是军级）副师长刘超寰。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1948年9月由整编第三十六师恢复原军番号。1949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6军军长。1948年秋到台湾。1956年退役。1987年秋病逝。
24.刘浩，文中身份为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处长，少国军将军衔。建国后任云南省参事室主任。

甘祖昌的人物故事

甘祖昌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全国解放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甘祖昌头部三次负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难以坚持领导工作，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但甘祖昌要求回到家乡务农。甘祖昌就不辞辛苦地领着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红壤田。他白天参加勘测、设计，晚上还钻研农业科技。长期的实践和刻苦学习，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农林水利建设经验，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聘请他为特约研究员。 为给家乡建设积累资金，甘祖昌回到农村后，全家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可是，支援家乡建设，为乡亲们扶贫救危，他却十分慷慨。图田村有个青年叫刘海清，从小因病不能站立，父亲又有肝病，一家日子艰难。甘祖昌处处关心着刘海清一家。上面派医生来给甘祖昌看病，他总要把医生带到刘家。他写了十多封信去外地访医求药，一心想让刘海清站起来。后来，当他得知刘海清的残腿无法治愈时，又给买书订报，出钱请师傅上门教手艺，鼓励刘海清自强自立。刘海清学到了一手娴熟的编织技术，增强了生活的信心。过了不久，刘海清的父亲刘新胜肝病复发，要住院又缺钱，全家遇到了新的困难。甘祖昌立即给县医院打电话：“现在有个危重病人要入院，住院费记在我名下。”刘新胜动过手术后，脸色苍白，生命垂危。甘祖昌赶到医院一看，就不走了。他在病房里一陪就是九天九夜。刘新胜转危为安后，一把拉住甘祖昌的手，热泪夺眶而出。 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甘祖昌如同井冈山上的不老松，风吹不弯，雪压不倒。一天，有个人找到甘祖昌让他编造着林彪在“八一”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的种种神话。甘祖昌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实事，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史家自有公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话不投机，那个人随之使出另一手。他站起来吼道：“甘祖昌，听说你在家开荒种果树，还养猪赚钱，这可是带头搞资本主义呀！”甘祖昌用颤抖的手猛地磕去一袋烟灰，厉声问道：“照你说，养猪种树是资本主义，那杀猪砍树倒是社会主义啰！”林彪在江西的一伙，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所谓“新村图”，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甘祖昌赶到县城，找到县的领导干部说：“现在群众家里还很穷，这样大拆大迁，农民一无钱，二不能作田，这样下去，难道喝西北风吗？”甘祖昌的话震撼着县委干部的心，大家说，有老将军给撑腰，也胆壮了。县委立即通知各地停止拆迁民房，并组织群众下田搞好秋收秋种。这样，甘祖昌在莲花县里制止了一场灾难。

开国将军甘祖昌为什么坚决要求回乡当农民

1、思想觉悟比较高。

他申请回乡的报告是这么写的：“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2、回乡报效家乡，帮助老乡。甘祖昌回到家乡务农后，不辞辛苦地领着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红壤田。另一方面，还帮助了不少条件不好的老乡。

从农民到将军，再从将军到农民。这不仅是在现代，在古今中外也属难得人物，值得让人尊敬。

甘祖昌（1905年3月23日—1986年3月23日），江西省莲花县人，1926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甘祖昌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被称为“将军农民”。

1957年，在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后，甘祖昌将军带着家人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从此开始了29年的“农民生涯”。从江西到延安再到新疆，甘祖昌将人生中三分之二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

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县逝世，终年81岁。

甘祖昌——百度百科

甘祖昌将军到过上海吗

1957年的一个清晨，江西莲花乡沿背村的屋场上，一个大人拿着粪耙和粪箕，正在给身边的五个孩子示范如何捡粪。这个场景很快被村里人看见，人人都瞪着一双惊讶的眼睛，相互嘀咕着：

“这不是甘将军吗？他怎么捡起粪来了？”

一些人忍不住走上前，上下打量着大人和小孩的模样，哈哈大笑起来：“甘将军，你这样子活像是个农民了。将军当农民，一到家就捡粪，真是新鲜事！”

“我是回来种田当农民的”
1952年1月，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冒着大雪乘车到乌鲁木齐郊外，去落实一笔兴办工业的资金。在他返回部队经过一座木桥时，意外发生了。

当时木桥遭到敌人的破坏，甘祖昌乘坐的汽车行至桥面时，木桥突然断裂，汽车一下子从十多米高的地方，栽到了冰面上。汽车受损严重，坐在副驾驶上的甘祖昌，也没有逃过受重伤的危险。

在送到医院之后，兵团卫生部部长亲自给他做了手术。经过一两个月的精心治疗，甘祖昌身上的外伤基本痊愈。但他的头部由于先后两次受过刀伤和枪伤，在这次翻车事故中，又受到了严重撞击，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出院之后，甘祖昌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但严重的后遗症，却无时无刻不在给他带来痛苦。几次晕倒之后，组织上安排他去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

后来组织上拟安排他到上海、青岛长期疗养，甘祖昌断然拒绝。他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工作还是太少了，1955年授衔仪式结束后，他回到家对妻子说：

“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一次他收到老家弟弟的来信，说家乡已经结束土改，正在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消息令甘祖昌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脑子虽然负了伤，但手脚还是好的。如今农村还很穷，自己何不回去跟乡亲们一起干呢？

带着这个想法，甘祖昌立刻向军区党委递交了请示报告，希望回老家当农民，结果遭到了拒绝。不甘心的甘祖昌又写了第二份，结果还是被拒绝。1957年，甘祖昌写下了第三份报告，再次递交上去。

当时萧华恰好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甘祖昌趁着萧华看望自己的机会，向萧华请求，请他和军区党委说一说，批准自己回老家去。

萧华说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担心甘祖昌的身体吃不消：“给你看过病的苏联专家说过，你的病只能静养，活到60岁还要努力争取。既然这样，他们能同意吗？”


听完萧华的话，甘祖昌顿时急了，开始对萧华软磨硬泡，直到萧华点头同意。组织上再三研究，最终批准了甘祖昌解甲归田的请求。

收拾行李前，甘祖昌交代家人，这次回去的路途遥远，尽量少带东西，棉衣棉被，只带布料，不带棉花，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就这样，一家11口人的行李，被精简到三个箱子，三个麻袋，除了简单的衣物，没有一件贵重的东西。

除此以外，甘祖昌还带了8只笼子，里面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以及15只来航鸡，都是新疆的优良品种，准备引进到自己的家乡。

经过汽车、火车来回换乘，甘祖昌一家在路上颠簸了半个多月，才回到了老家江西沿背村。

村子里唯一的将军回来了，乡亲们又惊又喜，当听说甘祖昌是回来当农民，乡亲们都倍感诧异，既没犯错误，也没受处分，好好的回来做啥？人家都是鲤鱼跳龙门，甘祖昌倒好，跳出去又跳回来了。

面对乡亲们的疑问，甘祖昌幽默地说，自己舍不得沿背村，自己要回来和乡亲们一起，建设一个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甘祖昌的一番话，让乡亲们高兴得直鼓掌，但还有一些人将信将疑，不理解甘祖昌的想法。


回乡的第一个晚上，甘祖昌让三个弟弟将家里人都找来，自己要开个家庭会。一大家子二三十人坐在厅堂，等待甘祖昌说话。甘祖昌说自己既然回来当农民，就要像农民一样生活劳动。以后大家就住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弟弟和弟媳都同意甘祖昌的想法，又担心甘祖昌一家不习惯，尤其是甘祖昌，身体还不好，几家人在一起，吃住不好照顾。但甘祖昌坚持按自己说的办，还给家里人作了分工，由自己的二弟当家，几个弟媳轮流做饭，对自己不要特殊照顾，一切和大家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甘祖昌就跑到村子里到处转悠，一直到快吃早饭才回来。一进门他就问弟弟，供销社有没有粪箕卖？弟弟问他买粪箕干什么？甘祖昌回答说：

“我刚才到村里转，发现屋场上有很多猪牛粪，还有狗粪，没人捡，这是多好的肥料呀，我要带孩子们去捡。”

果然在回乡的第三天，甘祖昌就带着几个孩子出门捡粪，只见他熟练地将粪耙伸向一坨坨猪、牛、狗粪，稍稍用力，就铲进了粪箕中。乡亲们对甘祖昌的行为都感到好奇，一个堂堂的将军，不但回乡当起了农民，一到家还捡起了粪。


甘祖昌面对乡亲们的疑惑，嘿嘿地笑了笑，放下手中的工具，掏出旱烟管，装上烟丝，划着火柴点着抽了两口，对众人说道：
“我说了，我是回来种田当农民的。捡粪，是每个农民都要做的事，我去当红军前，在家里种田时就常做，现在回来了，当然也要做。我希望大家都要捡粪，粪多才会粮多。”

带领乡亲们建设家乡
回乡半年的时间里，甘祖昌和孩子们为队里集肥上万斤，乡亲们在他的带动下，纷纷早起拾粪。甘祖昌对孩子们说：“现在拾粪的人多了，这是好事。我们不和别人争肥料，以后你们每天早晚割一担草。牛要吃草，又可以沤肥。”

就这样，甘祖昌又手把手教孩子们割草。

初冬的一个晚饭后，甘祖昌向全家人宣布，明天全家齐上阵，开发沿背村西北边的荒地虎形岭。

第二天一早，甘祖昌就带着全家人出发了，分好工之后，他教家人们如何将肥料埋在土中。虎形岭这片荒地，很多年都没有长过庄稼，一锄头下去，泥土没挖出来，树根和草根还缠住了锄头。

初冬的土地像坚硬的铁板，锄头下去只能挖出一小块泥，有时候碰到石头，还会“当”得一声冒出火星子，把两个手掌都震得发麻。

一天下来，全家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开出来的荒地却不到两分。第二天、第三天，整整一个冬天，甘祖昌带着全家人，挖断了六、七把锄头，终于在第二年收获了不少的萝卜和红薯。


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们也开始向荒山进军。甘祖昌又带着孩子们买回树苗栽种，经过整整四年的精心培育，虎形岭上长成了上千棵果树，甘祖昌无偿地交给了集体，并嘱咐孩子们，不能再上山摘果子吃。

当时村子里有大片的低产田，一种叫“冬水田”，长年累月流水不断，下地干活的人都得坐在木盆里；另一种叫“望天田”，下雨有水就丰收，没雨就种不下去。

甘祖昌闲暇时常坐在田间观察，这两种田的病根都在水上，如果能将这个问题解决，全村的粮食产量就能大大提高。

他找到大队干部，要求给他划五分田做试验，如果成功了，就照着他的办法继续干。

甘祖昌带着四个大队社员，扛着工具来到冬水田，给他们讲解为何田里的水流不干，并教他们效仿城里的排水沟，在冬水田下面修一条阴沟，将水排走，这样冬水田就能种庄稼了。

四个社员没有多发表意见，跟着甘祖昌说干就干。经过几次试验后，全村600多亩冬水田的病根终于拔掉了。

甘祖昌来不及休息，继续投入到拔掉望天田的病根当中。


手里的活一忙起来，甘祖昌就忘了医生要求自己劳动不能超过四小时的嘱咐，每天和大家一样准时出工，很晚收工，实在太累了，就躺在田埂上休息一会，抽两袋烟，喝口水接着干。

有一天甘祖昌来到自己曾躲过敌人的山上，那里有一条常年不断的溪水，流向村子中。甘祖昌细细观察了半天，觉得应该利用起来，给望天田做灌溉，还可以建电站发电。

他立刻将自己的想法和村里的干部商量，接着又向县里报告，提出要在溪水上修筑水库和电站。县里很重视这个项目，立刻派人来勘察设计。

修水库光靠群众的干劲还不行，还得有懂业务的技术员指导。村子里当时有一个水利局的技术员，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开除了公职。甘祖昌听说之后，立刻说自己敢用他，出身不好不要紧，修水库要的是他的技术。

当公社派人找到技术员时，技术员还有些顾虑，说自己是被管制的人，不能随随便便出去工作，如果一定要他出来工作，得有甘将军写的条子为凭。

甘祖昌闻讯立即亲笔写下条子，再次让公社书记去请，才将技术员“请出了山”。在大会上，甘祖昌向干部群众交代，一定要服从技术员的指挥，不能让技术员去当劳动力。


一年之后，浆山水库建成了，不仅望天田有了水浇地，邻近几个村子的一万多亩缺水田也得到了灌溉，变成了水田。

水库建成不久，甘祖昌向技术员提出新的任务，利用水库建发电站。技术员没有搞水电站的经验，甘祖昌给他找了不少的资料，又带着他到外地参观学习。

在甘祖昌的帮助下，技术员完成了500千瓦发电机组的安装任务。发电站正式投入使用之后，除了生产用电，还能供乡亲们的家庭照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

严格要求子女的事例

文 李古成

甘祖昌，江西省莲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甘祖昌对子女严格要求的故事可以编成一本书，这里仅选择几个鲜为人知的事例，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艰苦奋斗

1951年，甘祖昌的大儿子锦荣在家里做篾工，听说父亲当了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新疆，希望找个轻松的工作。不料父亲对他说：“你20多岁了，读书超过了年龄，现在工厂需要锻工，你去学打铁吧。”甘锦荣在新疆打了半年铁，比在家做篾工更累，身体吃不消，向父亲诉苦，甘祖昌又把他安排到农建第六师学开拖拉机。锦荣不满意，写信向老家的老奶奶求援。甘祖昌收到老娘的来信，立刻回信说：我们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应该带头艰苦奋斗，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后来锦荣随父回乡务农，又多次提出要父亲出钱给他盖房子。甘祖昌不同意，他说：“我不能把国家给我的工资给子女享受。再说，我们现住的房子先后五次被敌人放火烧过，是乡亲们冒生命危险抢救下来的，留下它做传统教育的教材吧。”

甘祖昌是1957年回乡务农的，到家第三天清晨，就带孩子们背着粪筐到野外捡粪。为了适应南方人种水稻的习惯，甘祖昌要孩子们打赤脚下地。孩子们从小没打过赤脚，过了两天，健荣脚上就打出了十多个水泡，十分疼痛，不愿再干了。父亲教育他说：“只有不怕吃苦，坚持锻炼，才能取得成功。”在甘祖昌的坚持下，孩子们终于很快适应了环境，以后个个养成了自觉劳动的好习惯。

甘祖昌的小女儿公荣有一次穿了一双鞋帮破了的鞋子上学，有同学开玩笑说：“将军的女儿还穿这样的鞋？”公荣听了脸红，回家把鞋扔到墙脚。甘祖昌见了，把鞋子捡起，戴上老花镜，一针针把鞋子补好。他对公荣说：“我在你这样的年纪给老板挑脚，每天来回120里，春夏秋冬都打赤脚。现在生活好了，可不能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呵。”以后甘祖昌给每个孩子发了个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动手缝补。

不搞特殊

1972年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在吉安卫校学习，听说要征女兵，立刻给父亲写信，求他给征兵部门打个招呼，让她当兵。不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我知道你眼睛近视，不符合当兵条件，我们干部子女不准开后门搞特殊化！”而平荣因为在学校品学兼优被单位推荐参了军。甘祖昌得到消息感到会影响部队素质，打算给平荣所在部队写信让她退伍。正在这个时候平荣从部队来信，说她用左眼瞄准，打靶成绩达到优秀，并被选送参加全军射击表演赛，甘祖昌才改变了原来的打算，让她在部队锻炼。

1974年甘祖昌的小女儿公荣初中毕业了。班主任家访，说起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让子女上高中。但县里高中名额有限，仅三分之一学生可以升学，公荣在班上成绩好，是推荐的对象。甘祖昌听了立刻表态：“既然名额有限，就不要考虑公荣的升学问题了，让她回乡务农吧。”事后他耐心地向女儿解释说：“我8岁就开始劳动，你15岁，不算小了；我和你三个叔叔加起来才读6年书，你一人学了9年，也不算少了。你是干部子女，要吃苦在前，带头把农村建设好。”公荣在父亲的教导下，参加劳动成绩突出，1978年被吸收为工商银行储蓄员，因工作出色成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

1976年甘祖昌的爱人龚全珍从教育岗位离休。按照当时规定可由一个子女顶替。四女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但甘祖昌坚决反对。他说：“子女长大了应该自谋出路，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吉荣没读过师范，文化也不高，她能教书么？”以后，吉荣要去共大学习中医草药，征求甘祖昌的意见。他说：“学技术我同意，就是不能顶班！”吉荣后来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医药工作者。

移风易俗

甘祖昌有五个子女，80年代以后陆续到了成家的年龄，他一再嘱咐他们：你们结婚，要带头移风易俗，不收礼金，也不要宴请客人。70年代新荣结婚，他只花30元买了个衣柜，20元买了张书桌，连被子床单总共才花一百多元钱。结婚前一天，甘祖昌交代亲友们说：明天结婚，女方派两位女伴把新娘送到公社，这里也派两位女伴到公社去接人。在公社领了结婚证就算结了婚，我们家里不办酒席，只发点糖果给送亲的姑娘们。

1981年大女儿平荣结婚。平荣把女婿带回家来。龚全珍很高兴，建议按照莲花风俗，买点礼物送给他们，表示作父母的一点心意。但是甘祖昌不同意，他说：“不要送什么礼物，子女结婚，父母掏钱的旧习俗应该打破。我们要鼓励年轻人艰苦创业，走自己的道路。”

老农刘记圣是甘祖昌的好朋友，他多次劝甘祖昌：“你把钱用到集体事业上去是对的，但是你也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想想，拿点钱给儿子盖房吧。”甘祖昌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十大措施之一，就是废除继承权。留下一笔遗产，让后代坐享其成，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继承观，我们只能把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留给后代，这才是真正的宝贵遗产。”

言传身教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甘祖昌的小女儿公荣、侄儿甘铁朗、孙子甘全连一同初中毕业，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同时，还有李孝林等十余位知识青年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甘祖昌为了教育他们安心农村生产，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从大年初一到初四，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党在农村方针政策方面的文件。并邀请在旧社会和他一起挑过脚的四位老农给孩子们上课，现身说法，讲家史和村史，用新旧社会对比的方法来启发教育年轻一代。座谈会使这些回乡务农的年轻人受益匪浅。纷纷表示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

接着，甘祖昌便把孩子们带到屋后的虎形山上，对他们说：若要富，先种树。虎形山荒芜太可惜，应该开垦出来种植果树。在场的二弟洪昌却认为：虎形山土质贫瘠，种树不能成活。甘祖昌笑着说：“那是因为方法不对头，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种庄稼照样丰收。”他便亲自示范，深挖坑，施好肥，栽上树，勤管理。当时，这些孩子跟着甘祖昌天天去山上劳动。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果树成林。甘祖昌的孩子们也都茁壮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甘锦荣为什么在农村 甘锦荣受父亲教育回农村务农

　　甘锦荣原本在老家做篾工，1951年知道父亲甘祖昌在新疆军区做后勤部长，他千里迢迢来到新疆。甘锦荣原本希望能够借助父亲的帮助在这里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是父亲却将他安排在工厂打铁，这份工作比在老家做的更加辛苦。

　　当时甘锦荣写信给奶奶告状，奶奶却无比坚定的告诉甘锦荣干部子女不应该搞特殊，更加应该秉承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国家多做贡献。1957年甘祖昌回家乡务农，甘锦荣和其他几位兄弟姐妹一起跟随父亲前往，就这样甘锦荣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从此和父亲一样奋斗在家乡的田地上。

　　回到家乡的第三天甘祖昌就带领孩子们去野外捡粪，为了更快适应南方人种水稻的习惯，甘祖昌和孩子们赤脚下地。这对从未做过这些的孩子们来说非常困难，刚两天时间孩子们的脚上就已经磨出来很多水泡，非常疼。

　　孩子们哪里习惯这些，纷纷向父亲抱怨，在甘祖昌的坚持下孩子们还是适应了这里的环境，适应了下田劳作的生活习惯。

　　甘祖昌带着全家踏上返乡务农的旅程，希望能够和百姓们一起努力，在农村建立起一番美好的事业，能够让百姓吃饱穿暖。经过甘祖昌的努力，这一切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甘祖昌的孩子们也在不断的适应农民的身份，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为农村建设出一份力。

　　回家乡后甘锦荣曾经想让父亲出钱给自己盖房子，可甘祖昌却不同意，认为不应该将国家发给他的工资用来给子女享受，而是选择用这部分钱投入到家乡建设中。不仅甘锦荣没有从父亲甘祖昌这里享受到任何的优待，甘锦荣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也从未从甘祖昌这里得到一点特殊照顾，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生活。